網友依然做著他的希望工程，還在親手翻譯賈樟柯的《賈想》給我。看著看著，不得不驚嘆於賈先生的文筆。真的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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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-----《賈想》
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
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，突然來了幾個穿「制服」的藝術家。年齡四十上下，個個長髮鬚，動靜極大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頗有氣概。
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後，開始大談電影。他說話極像牧師布道，似乎句句都是真理。涉及到人名時他不帶姓，經常把陳凱歌叫「凱歌」，張藝謀叫「老謀子」，讓週圍四座肅然起敬。
他說：那幫年輕人不行，一點兒苦都沒吃過，甚麼事兒都沒經過，能拍出甚麼好電影？接下來他便開始談「凱歌插隊」、「老謀子賣血」。好像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，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。
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「苦難」的崇拜，而且似乎這也是獲得話語權力的資本。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佔有「苦難」，認為自己的經歷才算苦難。而別人，下一代經歷的又算甚麼？至多只是一點坎坷。在他們的「苦難」與「經歷」面前，我們只有「閉嘴」。「苦難」成了一種霸權，并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。
這讓我想起「憶苦思甜」，那時後總以為苦在過去，甜在今天。誰又能想到「思甜」的時候，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。年輕的一代未必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。誰都知道，幸福這種東西并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。我不認為守在電視邊、被父母鎖在屋裡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，沒甚麼高低之分。對待「苦難」也需要有平等精神。
西川有句詩：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，我解決我的問題。帶著這樣一種獨立的、現代的精神，我們去看《北京雜種》，就能體會到張元的憤怒與躁動，我們也能理解《冬春的日子》中那些被王小帥疏離的現實感。而《巫山雲雨》單調的平光和《郵差》中陰鬱的影調，都表現著章明和何建軍的灼痛。他們不再試圖為一代人代言。其實誰也沒有權力代表大多數人，你只有權力代表你自己，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。這是解脫文化禁錮的第一步，是一種學識，更是生活習慣。所以，「痛苦」在他們看來只針對個人。如果不了解這一點，你就無法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。很多時候，我發現人們看電影是想看到自己想像中的那種電影。如果跟他們的經驗有出入，會惶恐，進而責罵。我們沒有權力去解釋別人的生活，正如我喜歡赫爾佐格的一個片名《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》。沒有那麼多傳奇，但每個人長大都會有那麼多的經歷。
對，誰也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。我開始懷疑他們對經歷與苦難的認識。
在我們的文化中，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「詩化」，為自己創造那麼多傳奇。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這些大仙，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難，經歷曲折離奇才算閱盡人間世事。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。我想特別強調的是，這樣的精神取向，害苦了中國電影。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，便要搞那麼多悲歡離合，大喜大悲。好像只有這些東西才是電影去表現的。而面對複雜的現實社會時，又慌了手腳，迷迷糊糊拍了那麼多幼稚童話。
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，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。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，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沈重。「生活就像一條寧靜的長河」，讓我們好好體會吧。
北島在一篇散文中寫道：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的，且自喻為風暴，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。
最後他說，下一代怎麼個活法？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。
我不知道我們將會是怎麼個活法，我們將拍甚麼樣的電影。因為「我們」本來就是個空洞的詞——我們是誰？
